我国有60亿亩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7%，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食物安全和弘扬中华草原文明中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长期以来，由于对草原生产功能的利用和依赖过大，90%的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原生态治理工作任重道远。
目前，退化草原生态修复主要技术措施是通过人工种草和免耕补播恢复草原植被，核心是有足量的乡土草品种和高质量种子作为保障。截至2018年，我国已审定国审草品种512个，加上甘肃、四川、内蒙古等省级审定品种，草品种总数有600多个，其中引进品种占40%。
一边是草种子需求量大，一边是国产草种供给不足30%。目前，仅青海、甘肃、四川等省区具有较好的草种子生产能力。以四川披碱草属牧草种子基地为例，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高峰期，种子基地面积12万亩左右，目前仅剩不足2万亩。目前四川省每年生态工程建设用草种需求量1400-1800吨，但种子生产和供给不足400吨，缺口非常大。目前，草种良种的覆盖率低。尽管部分科研单位和大学的育种专家选育了一批优良草品种，但是由于成本、机制、政策、市场等方面原因，大部分优良草品种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市场化种子繁育，因此，退化草原生态修复中良种使用率较低。此外，由于草种管理机构人员少、技术力量弱，专业化程度低，草种低价无序竞争、市场监管存在疏漏，导致在售草种子质量较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草原生态修复的效果。
因此，有关部门应加大用于生态修复的草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出台相关扶持政策。通过突破创新优良草种使用的体制和机制，尽快建立草种良种繁育体系，加大草种供给能力，提高生态修复的良种覆盖率。各地对草种发展的一些好经验应该推广和应用。如“十二五”期间，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探索了“政府购买品种、企业集中繁种、项目配套转化”的突破性牧草品种——阿坝垂穗披碱草草种推广应用机制，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2003年以来，通过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草原生态奖补工程等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我国草原生态保护取得长足进步，但在项目实施中也存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的空间。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工程是十分专业的项目工程，技术性强，所以，应规定严格的施工单位准入门槛，相关单位应具有工程施工业绩。施工单位应有施工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项目施工质量。
应将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的效果指标作为第一考核标准，从草原植被的地上部生物量、盖度、物种丰富度及地下部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含水量、土壤紧实度等指标衡量，而且要把这些指标的持续监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应严格落实生态修复的具体技术措施和实施环节监管，以草原补播为例，如果种子质量检验、划破草皮、地面处理、种子播种、播后覆盖等基本技术环节不落实到位，必然造成补播效果差。在重视内业验收和资金审计的基础上，应把验收结果与工程资金拨付挂钩。围栏禁牧休牧与本已超载利用的实际矛盾，使许多地方出现白天禁牧与晚上偷牧并存的现象。新时期，草原生态修复应重视实际效果，科学确定修复目标和考核指标，配套工程实施后的地方监管长效政策措施，才能确保工程实施的实际效果。
做好退化草原生态修复工作，需要不断强化草原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科技支撑。
应充分依托草原科研院所和涉草高校，建立国家和各省区草原生态修复专家咨询委员会，让草原科技工作者加入退化草原修复实际工作中，实现科研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通过科学编制生态修复项目方案，强化实施方案专家评审、技术指导和培训及能力提升。根据生态修复工程中的重大技术需求，针对性地设立科技支撑项目，独立项目经费，开展技术研发和集成，解决生态修复中的瓶颈问题，储备相关技术。应做好生态治理型草种质资源挖掘和优良品种选育利用工作，在我国不同主要生态区，应建立种质资源库和扩繁保存评价基地，建立和完善草育种和草原生态治理科研的长期基地，针对生态治理中对草品种的重大需求，尽快启动新一轮国家级草品种审定和登记，建立自主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草原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效果的监测，建立和完善“天、地、空”一体化的草原资源监测体系，利用无人机等技术强化对生态修复效果和草原健康的监测和评价，尽快建立和完善草原资源保护和利用相关的技术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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